在比赛的哨声响起时，我站在北看台的第十二排，手中握着一张皱折的纸条，这纸条上记录着我计算的得分：22分，排名倒数第二，落后河南六分。这张纸是在赛前打印出来的，我在上面修改了三次。第一次我写下“赢则上岸”，第二次改成了“平也能活”，最后我将其划掉，只留下一个单独的数字——22。

比赛之日是10月18日，中超联赛第28轮，在武汉三镇的主场，我们迎战上海申花，最终结果是1-3。阿苏埃为对手得分，拉唐点球命中，而蒋圣龙则在经历了312天的伤停后复出。虽然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，但当时我关心的，实际上是那比分牌上显示的“1”和“3”，中间的那道横杠，仿佛是一根刺。

我并不是在此刻研究数据。我是武汉一支持球迷组织的负责人，整整干了十年。我们这个组织曾有过最辉煌的时光，成员多达三百人，而现在在微信群中还能活跃交流的，连六十人都不到。今天在北看台上，我们总共来了四十一人，我一个个数过了。

十年前我们约定的规矩是，赛前两小时在南门集合，先点名，再发围巾。然而今天，等到第三十八个人点名时，没有人应我，于是我再次喊了一遍，仍然是沉默不语。结束后，有人给我发消息，说他上个月卖了车，从光谷出发得倒三趟地铁，来回要耗费四小时。我问他为何不早说，他说怕我笑话。

开场前，我在看台底下悬挂横幅。那横幅是我们自己制作的，蓝底白字，“武汉”两个字是十年前第一批会员一起出资绣的，现在边角已经磨损。一位十九岁的小伙子问我这横幅值多少钱，我回答不卖，他便问是否可以摸一下，我让他摸完后帮我抬到高处。

上半场时，我们的呐喊声依旧有力。三镇曾有过一次反击，球推进到禁区边缘，我们全体站起，然而射门被扑掉时，大家又重新坐下。我听到后面有人轻声叹息：“又来了。”这并不是对球员的骂声，却比骂声更加难受。当一支球队状态不佳时，最先感受到的是看台上那种无奈的情绪。

终场哨响后，我掏出手机，计算了三遍结果。三镇目前得分22，排名倒数第二，河南队在这一轮主场0-1输给了天津津门虎，我们落后河南6分，联赛只剩两轮，理论上我们还有保级希望，但又显得如此渺小。

我在纸上反复计算这笔账，明白我们在30轮的联赛中打了28轮，只得22分，而河南队则积28分。即使我们接下来全部胜利，也只能得到28分，得依靠河南在接下来的两轮中一分不获。这些算式我写了三遍，结果每次都是一样：追不上。

我计算多遍并不是因为数学不及格，而是总觉得我遗漏了什么生路。我把“理论上”三个字发到了群里，发出后整整安静了十一分钟。毫无回应比被骂更让我心焦，骂还说明着人们对这支球队的热情，而沉默，却是让人失望不已。

随后，一位朋友回应说：“我下个月不去客场了，孩子要中考。”另一个人说：“我把年票转了。”还有人问：“明年若降至中甲，我们还去吗？”看着这些消息，我一个字也没回，因为我也并不知道答案。

我们这个组织成立于2016年，最初只有七个人在烧烤店门口定的章程，第一条是：无论胜负，主场必到。十年来我从未敢改动这一条。如今我意识到，最难的不在于输赢，而是球队的存在。

同一天，我乘着大巴返回，手机又响起一条比分通知：天津津门虎以1-0战胜河南队，成功保级。大巴上有人骂：“凭什么他们保级？”我只是望向他，没有回应。因为我清楚津门虎开局时是-10分，整个上半赛季仅有5分，而他们在下半程拼尽全力，最终以31分成功保级。

在群里我说了句：“看看人家津门虎。”立刻有人反驳：“这因为他们被扣分，我们是自己烂。”我说：“被扣10分还活下来，说明生存的希望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你有多烂，而是你有多想活。”

回想十年前我们成立的时候，武汉并没有中超球队。第一次开会时七个人，老板给我们加了两瓶啤酒，问我们这是为了什么，大家却无言以对。后来球队出现，逐渐走向辉煌，却还是来到了如今的困境。

在这十年中，我经历了三次投资人更换，四名主教练的交替，手机里存有的俱乐部工作人员号码超过三十个，如今能够拨通的仅剩两个。我想起2019年那次远征，三十几个人在绿皮火车上熬了一夜，早上五点到达时，球场还未开放。我们坐在台阶上吃着热干面，虽然那场比赛最后以2-3告负，回程时大家沉默无言，困意让人无力发声。

还有在2022年，我们第一次在主场一起高喊口号的时候，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。一位大姐带着她大约七八岁的儿子，孩子全程问：“妈妈，我们赢了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