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12月，在陕西临潼的华清池，蒋介石、张学良、杨虎城的命运因为一场深夜事件愈加交织。蒋介石原本前来施压以剿灭红军，然而不到两周，他反而成为被拘留者。关于他曾说的“两周消灭红军”的言论，也因此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背景。尽管史料上对这句话的出处有多种说法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1936年下半年的背景下，蒋介石确实认为陕北红军面临困境，并主张集中优势力量速战速决。在他的判断中，红军在长征中消耗严重，陕北地区土地贫瘠，民众困苦，已无太多反击的余地。然而，地图上的包围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场的胜利。

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，经受了直罗镇等战役，逐步在陕甘地区扎根。1936年10月，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，长征的主力完成了战略上的整合。尽管红军在装备和人数上相对劣势，但经历了漫长艰辛的战斗后，他们获得了许多适应复杂环境的作战经验，能够迅速机动并适时集中力量进行攻击。蒋介石更多看到的是红军的“弱小”，却未能充分认识到他们为何能够在困境中生存。陕北地形复杂、交通不便，大型部队展开作战十分困难，而红军则因熟悉当地环境，能依靠地方组织与民众联系获取情报、粮食和兵员补充。困扰国民党军的，在于如何彻底消灭这样一个具有持续转移与重组能力的军队。

更为棘手的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。蒋介石调往西北的部队并非一心一意。东北军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后退入关内，张学良的部队士兵长期感受到失去故土的压力，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否抵抗外敌，而非在西北与红军消耗。杨虎城的西北军同样在乎自身的利益与政治考量，不愿全力投入内战。这不是简单的“服从”或“不服从”，在军事上他们接受了命令，但在实际战斗意愿上却愈发消极。张学良的部队与红军曾有过交手，损失惨重，因而对剿共的热情并不高。蒋介石若想在两周内解决红军问题，必须依靠这些部队实施包围与追击，而这是最不稳定的环节。

1936年4月，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会面，双方沟通停止内战并共同抗日的可能性。杨虎城也早已与中共保持联系，当时国共尚未形成正式合作，但在西北的局势却愈加微妙：前线将领开始寻求停战的出路，但蒋介石仍将军事压力视作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。张学良曾向蒋介石多次建议：“当务之急是抗日，而非继续内战。”但蒋介石不仅未改变这一战略，反而要求东北军继续推进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矛盾在12月愈发尖锐，最终达到了无法单靠劝说化解的边缘。

12月4日，蒋介石抵达西安，其后在临潼华清池监督张学良、杨虎城出兵。他不仅要求继续作战，还试图调动整编西北部队，张、杨对此深表担忧，尤其是担心东北军将被调离西北，抗日的希望完全落空。12月12日清晨，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兵谏，东北军与西北军进驻临潼，华清池附近随即发生交火，蒋介石在骊山附近被找到并控制，从而引发西安事变。张学良与杨虎城提出停止内战、改组政府、释放政治犯以及立即准备抗日等请求，核心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。

事变后，南京方面主张强硬回应，而西安方面也有激进的声音，局势一度变得非常紧张。最初，蒋介石拒绝谈判，担心如果妥协，他的权威将受到威胁。与此同时，中共中央则认为必须避免内战扩大，努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。周恩来与张学良、杨虎城以及蒋介石进行了多次磋商。12月25日，蒋介石终于获释离开西安，西安事变持续了13天，未演变为大规模内战，这一结果至关重要，它直接打断了国民党继续围攻陕北的计划，也使得“短期消灭红军”的设想难以实现。

然而，即便没有西安事变，所谓的“两周消灭红军”也未必能够成真。兵力的优势虽然能够施加压力，却无法自动转化为战果。中央军、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并未形成真正统一的作战意志，而红军虽然处于低谷，却拥有灵活的指挥体系与坚固的根据地。此外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，国内对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的呼声也愈发强烈。西安事变没有立刻消弭国共间的分歧，但双方的谈判却经历了多次反复，这使得军事围剿逐步向政治谈判转变，从内战对抗转向了共同抵抗外敌，历史的发展轨迹因此发生了转变。蒋介石原本计划的军事进攻在西安告一段落，而他所必须面对的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全国政治形势。